学术观点 |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汉语原型转喻英译的思维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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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汉语原型转喻英译的思维模式研究

王广兰 、范祥涛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转喻和隐喻不仅是辞格,也是两种思维模式。多年以来,中外翻译界均直觉地认为翻译是隐喻或转喻,但缺少实践证据。本研究自建小型平行语料库,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汉语典籍中原型转喻英译意义转移的基本属性以及译者的思维模式。研究发现,中国典籍转喻英译的意义转移基本上是转喻性的,译者翻译过程中运用了转喻的思维模式。这就部分证实了翻译是转喻的观念,部分证伪了翻译是隐喻的假设,同时证明了实证方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有效性。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英汉翻译;思维模式;原型转喻;意义转移;

作者简介：王广兰,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范祥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华典籍英译研究、认知语言学。

文献来源：王广兰,范祥涛.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汉语原型转喻英译的思维模式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4):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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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年来,隐喻和转喻在国内外翻译界均得到广泛的关注。国外翻译界一直认为翻译是隐喻(如Cheyfitz1991),也有学者视翻译为转喻(如Tymoczko1995),国内也有类似看法,但尚未提供实践证据,因此有必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来验证这些模糊理论假设的科学性。本研究从认知语言学原型转喻理论视角,以中华典籍中转喻及其英译为语料,自建小型语料库,考察中华典籍英译中意义转移的性质,论证翻译的基本属性,进而阐释汉英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思维模式,为深化对翻译过程的认识提供理论证据。

隐喻和转喻研究的一大难点是在语篇中对两者的识别。为此,本研究步骤如下:在古代汉语修辞学专著中查找转喻(借代)例句;确认例证的有效性;查找对应英译;制作研究辅助表格,包括序号、原文、出处、译文、译者、翻译方法、转移类型、转移方式等;通过查考、观察、辨识等,确认表格中的每一项,以便统计、论证。本研究所选语料来自4部古汉语修辞学专著(姜宗伦1984;季绍德1986;周生亚1995;王天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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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原型转喻

认知语言学始于Lakoff&Johnson(1980)的专著,过去40多年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轴线:早期的“还原论”、近10多年对语言社会因素的关注和研究方法论的挑战,另外还表现为三个层面:共时和历时研究、研究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的多模态研究(Divjaket al.2016:448)。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早期的内省法以及后来的语料库方法、心理试验方法,其间建构了认知语法、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心理空间等理论框架(张辉、杨艳琴2018:12-13)。束定芳(2012:37-42)概评了认知语言学三个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是原有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特别是隐喻、转喻、构式、音位学等;二是跨学科和应用研究的发展,比如认知语篇研究、认知社会学、认知心理语言学等;三是研究方法的转向,运用语料库、心理实验、ERP和fMRI等神经实验研究。后“经典”时期的认知语言学也转向社会层面和实证方法(束定芳2021)。

这里仅简要概评转喻和原型转喻理论,为下文翻译研究提供理论基础。Lakoff&Johnson(1980:38-39)最早专章讨论了7种类型转喻。但是,全书30章,转喻的讨论仅占一章,作者指出:“就像隐喻一样,转喻概念不仅构建了语言体系,也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态度和行为”(Lakoff&Johnson1980:39)。而且,书名也暗示了引导人类概念化的主要认知机制是概念隐喻,这种偏好在此后30多年内才逐渐得到纠正(Barcelonaet al.2011:1)。事实上,认知语言学前20年对转喻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直到Panther&Radden(1999:1)编辑出版研究论文集,才“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转喻是一种认知现象,甚至比隐喻更重要”。Panther&Thornburg(2007)分12小节比较详细地概括了此前转喻的已有研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建议。

早期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研究注重对转喻的界定。Croft(1993)论证了“认知域”在隐喻和转喻解释中的作用。Barcelona(1997:21)认识到转喻研究相对滞后,需要澄清一些理论问题:转喻概念、隐喻和转喻的区分以及来自概念认知域的认知观念等。迄今,最广为接受的定义为:“转喻是一种认知过程,其中一个概念实体,即载体(vehicle),为相同认知域或理想认知模式(ICM)中的另一概念,即喻体(target),提供心理通道”(Kövecses2002:145)。然而,这个定义采用单一认知域的标准,有些学者认可,也受到其他学者的广泛批评,特别是关键概念“认知域”过于宽泛,边界模糊(Peirsman&Geeraerts2006:271-272)。Croft(2002:177-179)认为转喻也会跨越认知域边界,但他提出的“认知域矩阵”“认知域突显”等概念同样模糊。Panther&Thornburg(2007:236)认为上述定义的概念不清,而且转喻不仅是一种辞格,也在意义生成、语法生成和解释、语法结构中发挥作用。Feyaerts(1999:318)曾说过,词汇的语义结构“以经验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体确定”。Taylor(2002:196-197)也指出:“不能错误地认为认知域构成了严格划分的知识结构,特别地,认知域的相互重叠、相互作用也纷繁复杂。”Kövecses(2006:99)则借用帕尔默的“框架”理论修订了转喻的定义,但同样不能避免概念模糊的问题。

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理论涉及一些与本研究相关的观念。首先,Goossens(1990)率先研究了语言中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隐喻中有转喻,转喻中也有隐喻。Dirven(2002)则指出,字面意义、隐喻和转喻之间构成连续体。Jing-Schmidt(2008)考查了汉语成语中隐喻和转喻的相互作用。其次,Nerlich&Clarke(2001)、Dirven(2002)、范祥涛(2017)等考查了语言中的链式转喻,即有些转喻的理解要经过从本体到喻体的两次以上的意义转移。第三,转喻建构了一种基于临近的替代关系,这种联系具有临时性,而非归约性(参见Panther&Thornburg2007)。第四,转喻不仅是基于临时联系的替代,还有各种修辞功能,如幽默、反讽与委婉语、刻意模糊、突显特征等。

国外学者就转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认知语言学界仅就概念转喻的性质、重要性形成了一致意见,尚有诸多分歧(Barcelonaet al.2011:1)。因此,有必要面向问题,寻求新的途径和方法,开展更有效的转喻研究。Taylor(1995:125)曾运用“原型”这个概念,专章讨论了隐喻和转喻。Barcelona(2002:209)也认为:“认知和语言具有普遍的原型特征……这也同样适用于隐喻和转喻认知理论建构。”而且,科学的转喻理论应创建有预见性的范畴,以尽可能顾及更多语言现象。Peirsman&Geeraerts(2006:273-308)借助原型范畴,从空间、时间、抽象等三个维度和“临近”的“接触程度”视角,详细论述了这些原型转喻的生成机制,并概述了三种类型临近:指称、语言和概念。指称临近是物质世界的客观关系,体现为整体—部分、邻接关系;语言临近体现为语言中的横组合关系,其中有互文关系;概念临近是基于语言“识解”过程的意义转移。

概而言之,隐喻和转喻均为普遍的语言现象,也是人类常用的两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语言本质上是转喻的,转喻比隐喻更普遍(Radden&Kövecses2007:338)。转喻的解释需要释解一个非常复杂的替代过程,同时转喻和隐喻也会相互渗透。再者,转喻和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也是认知关系,隐喻基于相似性,转喻基于临近性(Surette1987:557)。最后,转喻有其特定的语篇功能和美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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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中原型转喻的翻译方法

翻译是从一种语言的语篇到另一种语言语篇的转换过程,无论英汉翻译还是汉英翻译,也无论是哪种类型语篇的翻译,都必然会发生各种类型的转移现象。Catford(1965:73-82)以“翻译转移”为题专章论述了翻译中的两类转移。简而言之,翻译转移就是翻译中对原文形式和意义的偏离。本文探讨的是汉语古籍中的转喻在翻译过程中相对于对原文意义所发生的意义偏离现象。根据第一节的研究步骤,建成一个包含332个翻译实例的小型语料库,对其来源统计如下(见表1):

表1.中华典籍中转喻英译例证来源统计表

表1统计显示,出自中国古典诗歌的转喻数量最多,出自其他各种经典的转喻也均有一定数量。这也许仅表明,古汉语修辞研究者更多关注古典诗歌。其次,转喻例证数量少于转喻翻译实例是因为有较多重译。这些转喻的英译方法统计如下(见表2):

表2.中华典籍中转喻英译方法统计表

(注释:本体+其他:代词1、明喻2、文内解释4、注释7。喻体+其他:明喻1、文内解释22、注释3。其他:明喻3、替代2、代词5、错漏3。)2,41.3%。

表2前三种方法均保留了本体,总占比41.3%。后四种翻译方法均偏离了原文转喻,总占比58.7%。Kövecses(2015:25)指出:隐喻和转喻表达具有文化专有性(culture-specificity)。因此,在跨文化翻译中,转喻的可译性程度相对较低。限于篇幅,不再赘言。有一点值得注意:国外汉学家在翻译中国经典时,中国文化专有词语的翻译会更贴近原文。例如:

(1)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

The flesh-eaters are poor creatures,and cannot form any far-reaching plans.(James Legge)

(2)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战国策》)

Today it shall certainly be,/If a man of honour is enraged,/Two corpses will lie upon the ground/Blood will flow five paces round./The Empire will be in mourning gowned.(James Crump)

不过,意义转移是任何翻译中的必然现象。表2表明,本研究语料中的全部转喻在翻译时能独立保存本体的仅占17.2%,其他转喻除省略外均发生了不同形式的意义转移,转移类型统计如下(见表3):

表3.中华典籍中转喻英译意义转移类型计表

在全部例子中,转喻本体直译57个、省略15个、错漏译3个,其他258个转喻在英译中均发生了意义转移,而转移类型仅两种:替代和强化,其中替代又占绝大多数(99.2%)。有研究发现,文学翻译中的意义转移包括替代、形象替代、艺术引申、具象化、抽象化、意义升格、结构意义明晰化等(范祥涛2001:116-117)。表3统计显示,古代汉语典籍中转喻英译的意义转移仅有两种,且以替代为主,即以语境中的意义替代原文字面意义。与文学翻译意义转移不同的是:转喻翻译的意义转移并非完全是以转喻在语境中的临时意义替代字面意义,汉语典籍中转喻的喻体相对固定,而译者的翻译方法却各不相同。

表4.中华典籍中转喻英译意义转移方式统计表

事实上,就翻译研究而言,情况更加复杂,特别是链式转喻的翻译解释。当然,本文讨论的重点是汉语典籍中转喻翻译的意义转移方式。表4反映了语料库中汉语转喻英译的38种意义转移方式。首先,表格中有21种转移方式对应于Radden&Kövecses(2007:276-277)考查的原型转喻模式,包括表格第一列和第二列的控制者-受控者、原因-结果、个体-群体、实体-数量、空间-时间、行为-参与者等。其次,余下17种意义转移均与其研究明显不同,而且有些类型转移的数量也相对较大。第三,表四中转移方式并非截然区分的,比如有些转移方式也可以解释为“整体-部分”关系,这是因为人类在空间上对世界的范畴化形成了更基本的范畴(Radden&Kövecses2007:280)。下面通过实例观察来解释这些类型的意义转移(见表5)。

表5.中华典籍中原型转喻英译意义转移方式例证

表5罗列的17种意义转移实例,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关系大多一目了然,也有几种需要特别说明。首先,由原文的转喻转换成译文的一般表达,这些均发生在实际翻译中,因此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原型转喻关系并非转喻本身,而且这些翻译中的意义转移过程也是原文转喻生成的相反过程。其次,表5中的转移方式均不见于Radden&Kövecses(2007)所列清单。这表明翻译过程中的意义转移方式可能更多,同时也表明汉语古籍中的转喻类型较之欧洲语言更丰富。第三,语料库中有实例显示相同原文、不同译者的译文有异,因此转移方式也会不同,但转移的基础均为临近性,前提是译文相对于原文是忠实的。可见,翻译中译者主体性会发挥作用,但不影响转移方式的本质属性,即意义转移的转喻性,如“秋”分别译成“season”“moment”“juncture”等,转移方式分别是上义词-下义词、下义词-上义词、空间-时间等3种,均表现为转喻性。

特别地,表5中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转移,或者说汉语古籍中有一种特殊的转喻,即“指称-互文”。所列实例“不惑”出自《论语》,在实例中用来转喻地指“四十岁”。再如,在陶渊明诗行“巽坎难与期”中的“巽坎”,出自《周易·说卦》“巽为风,坎为水”,由此“巽坎”转喻地指代“风水”,其形成机制显然是语言临近,可以借用现代哲学术语范畴化为“互文”。如果科学的转喻理论应该能预见或涵盖现实语言中的所有转喻现象(Barcelona2002:209),那么就必须选择或创立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范畴,以使原型转喻类型和转喻模式实现极简主义或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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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翻译英译中的思维模式

国外翻译界于20世纪90年代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观念等思考翻译中的各种问题(范祥涛、陆碧霄2019:10-11)。本研究是要探究汉语古籍中原型转喻英译意义转移的属性,进而阐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思维模式。正如认知语言学自身研究领域一样,翻译界也是先关注隐喻后关注转喻。国外翻译界除了讨论隐喻翻译实践,还有学者提出“翻译是隐喻”的论点,其含义主要有三个方面:1)翻译就像隐喻一样难以界定,因此总是隐喻地使用这个概念;2)翻译也如隐喻一样跨认知域,如翻译是科学、艺术、技术等说法;3)翻译研究文献中经常使用隐喻。然而,语言表达必然使用隐喻和转喻,可见这些理解过于简单化。

翻译界关于转喻的论述相对较晚,但最早也见于1984年印度新德里文学翻译会议的主题“从文化转换到转喻替代”。较有影响和最有见地的转喻翻译研究文献还是Tymoczko(1995:19),作者认为文本和文学系统或文本和文化之间存在转喻关系,任何译者都只能选择其中特定的方面进行翻译,而舍弃其他转喻层次,以便译文完全适应目的语的语言规范。这种认识非常深刻地洞见了翻译的本质属性,但是作者后来的相关论述中提出,讨论翻译中那些“具有相似性的复杂特征”,将翻译视为一种转喻过程则更便利(Tymoczko2007:36)。从认知语言学隐喻和转喻理论看,这样的论述不仅自相矛盾,更缺乏实践证据。其后,国外翻译研究文献大多引用Tymoczko的论述,了无新意。国内关于隐喻和转喻的文献,大多讨论两者作为辞格的翻译实践,不再赘言。

显然,国外相关论述的显著问题是缺乏实证研究支撑,所有论述仅为思辨。上文对汉语古籍中原型转喻英译意义转移的实证研究表明,翻译中转喻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其转移方式均具有原型转喻的特征,也即译文选择和原文转喻之间表现出普遍的转喻关系,只要译文正确,如将“九重”“天下”分别译成“sky”“empire”均为理解错误。实际上,Vinay&Darbelnet(1995:246-255)于1954年就开展过相关实证研究,Munday(2001:58)从中概括出10种类型的替代关系,也均表现出原型转喻的特征。这项研究不仅很早就为翻译性质研究提供了实践证据,也表明翻译过程意义转移的转喻性不会受语言差异的影响。本研究在上文也证明,这种性质也在本质上不受译者差异性的影响。当然,本研究语料中也有3个例子,译文和原文的关系也可以解释为隐喻关系,如“lawsandstatutes”和“绳墨”、“beauty”和“婵娟”等。显然,少数例外并不根本地影响翻译意义转移的转喻性,而且这种认识也与翻译中意义转移的直觉认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早在认知语言学出现之前,Jakobson (1956:243,254)在研究“失语症”现象时就提出语言符号组织的两种模式:组合和选择,前者为横组合关系,后者为纵聚合关系;话语的展开方式或者是隐喻的,或者是转喻的。这样就论证了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模式:转喻思维和隐喻思维,甚至有学者声称语言在本质上是转喻的,转喻比隐喻更具普遍性(Radden&Kövecses2007:338)。也就是说,人类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更普遍地借助转喻思维方式。本研究也为这一个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汉英翻译实证研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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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转喻和隐喻不仅是辞格,也是两种思维模式。多年以来,中外翻译界均直觉地认为翻译是隐喻或转喻,却没有提供实践证据。本研究自建中国经典中转喻翻译的小型平行语料库,识别意义转移,确认转移类型和转移方式,探究汉语典籍中原型转喻英译意义转移的基本属性以及译者的思维模式。研究发现,所选语料出现意义转移258例,分为替代和强化两种类型,均可以解释为转喻性意义转移,仅3例同时具有相似性特征。因此,中国典籍中的转喻的英译,其意义转移基本上是转喻性的,即译者翻译过程中运用了转喻的思维模式。这就部分证实了翻译是转喻的观念,同时部分证伪了翻译是隐喻的假设,同时证明了翻译过程研究不仅可以采用实验研究方法,也可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当然,这项研究只考查了一种文体(汉语古籍)、一个翻译方向(汉英)、一种维度(意义)和一种语言单位(词汇)的翻译转换,因此研究结论尚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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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适应微信排版，本文格式略有变动，欢迎阅读《西安外国语大学报》纸质版期刊或知网下载论文。

本文编辑：刘永茂 吉林外国语大学

本文审核：王峰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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